(引用易中天帖)
我們先來看底線和顧忌這兩個概念。
底線是屬於什麽的呢？底線是屬於內心的。就是我不作惡，決不作惡。我做事情再怎麽樣，哪怕做壹些不好的事，也要有壹條底線，不能突破。比方說，我偷東西，但我不殺人。就算被人看見了，也不能殺人滅口。或者說，我偷東西，但我不奸淫。就算女主人國色天香，也不能見色起心。再比方說，我偷東西，但我只偷富人的，不偷窮人的，或者決不偷人家的活命錢，救命錢等等。這叫做“盜亦有道”。這個底線從哪裏來？從自己來，只能來自每個人自己的道德觀和道德感。所以底線是由道德來負責的，我們也稱之為道德底線。
那麽顧忌是什麽呢？顧忌是外加的。就是說，不是我不想作惡，不是我不想幹壞事，也不是我不會幹壞事，也不是我不能幹壞事，是我害怕。
於是我們就要問：道德真正能夠使人有所顧忌嗎？我的結論是不能。
我們知道，道德是和良心聯系在壹起的，而良心是每個人內心深處的東西，是屬於每個人自己的。什麽叫道德？什麽叫善？善不是說沒有惡。壹個人，為什麽沒有惡？怎麽會沒有惡？天生沒有嗎？這就講不清、靠不住了。因為我們無法知道人的天性究竟是善還是惡。所以我們只能把這個問題掛起來，而且要把下面這個道理講清楚，那就是：善，不是沒有惡。善是什麽？是我本有惡，我也會作惡，我也想作惡，我還能夠作惡，但是我不作惡，我發自內心地不願意作惡，這才叫善。這是“真善”。我本來也想作惡，我也能作惡，我裝壹個不作惡的樣子，我用壹個不作惡的樣子去作惡，或者等到能夠作惡的時候再作，那叫“偽善”。“真善”就是明明可以卻偏偏不做，我發自內心地不願意。我壹想到作惡，我的良心就受不了。或者壹旦突破底線，自己就先不能通過，甚至恨不得給自己壹耳光。這個底線就來自道德。它是內在的，不需要別人監督的。
道德的底線也是別人監督不了的。因為底線來自良心，良心屬於每個人自己。壹個人如果不講良心，別人是拿他沒辦法的。孔子的學生宰予問孔子，三年之喪有什麽道理呢？壹年也就夠了。孔子說，父母去世不到三年，妳便吃那白米飯，穿那花緞衣，心裏面覺得安不安呢？宰予說，安呀！孔子也只好氣呼呼地說，妳良心上過得去，妳就做嘛！壹個君子，之所以守孝三年，是因為在這三年中，他吃好飯不覺得香，聽音樂不覺得美，住在舒服的房子裏心裏不安。妳既然心安理得，那妳愛怎麽著就怎麽著吧！可見，良心不需要監督，也監督不了。從這個意義上講，良心不是顧忌。
良心為什麽不是顧忌呢？因為第壹，良心不是“不敢”，也不是“不能”，而是“不肯”。第二，良心發自內心，不靠別人管著。實際上所有的道德，真正的善，都是不要別人管，也是別人管不了的。由此可見，道德壹旦成為顧忌，那就壹定是偽善。
這就又需要討論了。
有所顧忌總比無所顧忌好，這話對不對？也對也不對。何以言之故？因為要看是什麽顧忌。如果是“道德顧忌”，就未必。為什麽呢？因為“顧忌”二字與道德精神相悖，道德也不可能真正讓人有所顧忌。為了說清楚這壹點，我們不妨問壹下：出於道德上的顧忌而不敢作惡，究竟怕什麽？無非是怕人家說，即所謂“道德譴責”。我們知道，道德不是法律，沒有刑律之類的“硬控制”或“硬懲罰”手段。它是壹種“軟控制”，其常規手段也就是“口誅筆伐”。那麽請問，如果沒人說呢？或者說不了呢？或者不在乎呢？壹個人，在他還覺得“人言可畏”的時候，道德的譴責是會有約束作用，讓他有所顧忌的。但是，壹旦他成了某種人物，誰也說他不得時，那就恐怖了。天知道他會幹出什麽事情來！所謂“王莽謙恭未篡時”，就是這個意思。未篡位時，是謙恭的。篡到了呢？那就對不起！其實，即便成不了王莽，也總有別人看不見、說不了的時候，比方說“背地裏”或者“私下裏”。所以，壹介草民，自不妨“當面是人，背後是鬼”；大惡大奸，更可以“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總之是平時夾起尾巴做人，壹有條件就原形畢露。請問，這種顧忌，靠得住嗎？
當然，要說道德的譴責壹點作用都沒有，也不是事實。作用還是有的。比方說，說的人多了，會有輿論壓力；說的時間長了，會有心理壓力；對於其他的人，會有教育意義；對於整個社會，則能夠營造道德環境和道德氛圍。因此，我們必須堅持對不道德的行為進行譴責，但不能天真地認為，那壹定能使惡人顧忌。
或許有人會說，我們說的“道德顧忌”，不是怕別人說，而是怕自己說。很好，我們要的就是這個。但對不起，這是“良心”，不是“顧忌”；是“真善”，不是“偽善”；是“真君子”，不是“偽君子”。前面已經說過了，道德原本應該發自內心，不能是外在的監督。因此，壹旦成為顧忌，就有作偽嫌疑；而壹旦作偽，就突破了道德底線。
這裏有壹個問題，那就是：“說真話，不說假話；做真人，不做假人”這個原則，是道德的底線嗎？是。道德的終極目的是什麽？是人的幸福。幸福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主觀的。因此，壹種道德如果違背了人的本性，或者逼得人們去作偽，那就壹定是“偽道德”。同樣，壹個人如果違背自己的天性和本真去做人，去說話，那就壹定是“偽善”。當然，有時候我們也得說點假話，或者不說真話。比方說，為了保護別人，我們可能要說假話；為了保護自己，我們可能不說真話。但必須指出，“保護別人”和“保護自己”不能混為壹談，“說點假話”和“不說真話”也是兩個概念。為了保護別人，可以說點假話（比如壹個歹徒追殺壹個弱者，問妳見他跑到哪裏去了，妳就應該朝相反的方向指）。為了保護自己，妳也可以不說真話，但決不能說假話。或許有人要問，既不能說假話，又不能說真話，那我說什麽話？很簡單，不說話。如果不能不說，那就說不會傷害自己的真話。根據道德原則，壹個人所說必須真實，但他沒有義務也沒有必要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
那麽，壹點假話都不能說嗎？除非為了保護別人和幫助別人，壹點都不能說。而且，即便是為了保護或者幫助別人，也不是什麽假話都可以說。為什麽呢？因為說假話就是作偽，而作偽本身就是不道德。而且，今天妳敢說壹句假話，明天就敢說十句，後天就可能是彌天大謊。今天妳可能只是有所顧忌，明天就可能是習慣性作偽，後天就可能是竊國大盜。
這樣看來，“真小人”就比“偽君子”更可愛，也更可靠，因為至少他不裝，不假，不作偽。我們知道，“真小人”和“偽君子”在本質上都是惡。“真小人”是小人，“偽君子”就不是？也是。那麽，區別在哪裏呢？也就壹個字：裝。“偽君子”裝（偽裝），“真小人”不裝（真實）。從這個意義上講，“真小人”反倒更接近於善。
或許有人會問，那我們難道就不要顧忌了嗎？要。但不是靠道德，或主要不靠道德。靠什麽？法律。為什麽是法律而不是道德呢？因為道德是“軟控制”，法律是“硬控制”。前面講過，什麽是“顧忌”？就是我想作惡，我能作惡，我會作惡，但我不敢。為什麽不敢？因為有人管著，而且壹定要管，壹定會管，壹定管得了。顯然，這裏說的這個“人”，不能是個人、私人。個人和私人沒有這個權力，也沒有這個義務，還沒有這個能力。壹個人作了惡，我們可能譴責，也可能不譴責。可能因為正義感而義憤填膺，路見不平壹聲吼，也可能因為礙於情面或懾於權威而噤若寒蟬。就算管，被管的人也未必聽。所以靠不住。
靠得住的只有法律。因為第壹，法律代表的不是個人的意誌，而是全民的意誌，社會的意誌，國家的意誌，不會因為個人的親疏好惡而左右搖擺寬嚴皆誤。也就是說，法律是鐵面無私的。第二，法律依靠的是國家力量，使用的是公***權力，力大無比。壹個人，如果作了惡，哪怕妳躲到天涯海角，也能把妳捉拿歸案，正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就有威懾力。第三，法律有切實可行和實實在在的懲罰手段，不像道德只能進行譴責，這就比道德更能讓人畏懼。第四，法律的本性是執法如山，人人平等，不會出現“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情況。所以，只要是法治國家，是法制健全之時，那麽，哪怕妳是天王老子，如果膽敢作惡，自然會有人來管妳，而且管得妳不敢再犯！
當然，以上分析，都是理論上的，實際情況也並不都盡如人意。但我們現在也只能做理論分析，對不對？事實上，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也沒有十全十美的方案。法律並不萬能，法治也是會有問題的，這個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因此，我們不能求“最好”，只能求“最不壞”，不能求“絕對可行”，只能求“相對可靠”。相對而言，如果要讓人心存畏懼心生顧忌，法律要可靠得多。
人，確實需要社會規範，但不能只有壹種；人，也確實需要底線和顧忌，但不能都交給道德。社會規範應該有兩種，壹種是道德，壹種是法律。它們也應該有所分工，那就是道德管底線，法律管顧忌。
道德管底線，法律管顧忌，兩種社會規範各有分工並行不悖，這是人類經過數千年的探索得出的結論。在此之前，不同時期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民族和國家，曾經有過不同的選擇，有的更偏重法律，有的更偏重道德。講歷史觀，不能不講這兩種選擇。
傳統社會的中國人是偏重道德的，至少儒家是這個主張，因為他們覺得道德更管用。孔子說，治理壹個國家可以用道德，也可以用刑律。但是，用刑律治理國家的結果，是“民免而無恥”，就是老百姓不敢犯罪，但是沒有廉恥之心，他心裏還是想犯罪的。這就“治標不治本”。治根本要用什麽呢？用道德。以德治國的結果是什麽呢？是“有恥且格”。格，有各種解釋，其中壹種是“正”。所謂“有恥且格”，就是既有廉恥心，又有正義感。因此，治理國家不能靠刑律，只能靠道德，也就是只能實行“德治”。
既然是“以德治國”，那麽，就先得把皇帝也好，官員也好，都設計成好人，主張並相信“君子治國”。因為如果連治國者都不是君子，又怎麽能夠指望被治理的人“有恥且格”？所以必須假設，皇帝壹定是仁慈而聖明的，是“聖人”；宰相壹定是正派而賢明的，是“賢人”；地方官則壹定是廉潔而高明的，是“君子”。皇帝聖明，宰相賢明，地方官高明—— “三明主義”。這就是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思路。
這個觀念不能說沒有道理。壹個國家，壹個社會，人人都是君子，滿街都是聖人，每個人都講道德，難道不好嗎？當然好得很，實在太好了。所謂“堯舜之世”，也無非如此。可是，做不到怎麽辦？事實上，我們建設了幾千年，這個“理想國”和“君子國”也沒能建起來，“偽君子”反倒弄出不少，甚至弄出“非典型腐敗”來了。
什麽叫“非典型腐敗”？就是區別於“典型腐敗”。比方說我的哥們殺了人，要把他從監獄裏撈出來，我就花錢買通法官，買通警察，買通律師，把他從故意殺人定為過失殺人，再來壹個保外就醫，然後我就把他弄出來。這就叫“典型腐敗”。因為我送錢、送禮、請客、吃飯是有既定目標的，這種案子壹旦發現也是要嚴懲不貸的。
那麽，“非典型腐敗”是什麽呢？第壹，不是說我有事了，送妳壹個紅包。什麽事都沒有，什麽具體的目的都沒有，照送。這可以叫做“無目的賄賂”。第二，按照壹定的時間和規矩，到時候就送，比如三節兩壽。三節是什麽呢？春節、端午節、中秋節。兩壽是什麽呢？就是長官過生日，長官的太太過生日。當時還有壹個笑話，說有壹個長官屬鼠，生日的時候下屬就送他壹只純金打造的老鼠。長官非常高興的說，告訴妳，我太太屬牛。這個可以叫做“常規性賄賂”。第三，這種賄賂是人人都送人人都收的，不收不送就會被視為異類，檢舉揭發就更是匪夷所思。明清兩代不收不送的只有壹個人，他就是海瑞。所以海瑞派到哪兒當官都不受歡迎。這個可以叫做“普遍性賄賂”。
於是我們就要問：為什麽啊？制度。明清兩代官員的俸祿極低。明代壹個縣太爺的月薪相當於多少呢？據吳思先生計算，相當於1130元人民幣。這點少得可憐的錢，要用來做路費、買官服、養家人、雇師爺。師爺是什麽？就是長官的私人秘書，國家不發工資的。這個錢誰出？自己掏。還有迎來送往，還有請客送禮，妳說這1130塊他夠嗎？所以唯壹不收紅包的海瑞，壹年只吃壹次肉，就是他母親過生日的時候。這事當時曾在官場傳為新聞。官場的人奔走相告，說告訴大家吧，海瑞今天居然買了兩斤肉啊！
海瑞後來是被當作了道德楷模的。但在我看來，那是楷而不模，因為沒有人學他。怎麽能學呢？不收紅包沒有辦法過日子啊！所以這個腐敗是逼出來的腐敗，是“逼良為寇”。這種腐敗因制度而生，最後又形成了壹種不成文的制度，因此是“制度性腐敗”。我有壹本書叫《帝國的惆悵》，談到了這個問題，歡迎感興趣的朋友去看。
不過我們還是要問，既然如此，為什麽要把薪水定得這麽低，就不能調高壹點呢？原因也很多。其中之壹，就是為了標榜以德治國，君子治國。我們官員都是君子啊！君子不愛財，君子很廉潔，君子艱苦樸素，君子安貧樂道。他們出來做官，是為了報效國家效忠皇上，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負，少拿壹點沒關系啦！甚至不拿錢、倒貼錢也可以啦！結果怎麽樣那？結果是搞出偽君子，搞出“制度性腐敗”。
相反我們看美國這樣的國家。他的總統難道都是君子？也有不是的。他的總統想不想作惡？也有想作的。尼克松不是有水門事件嗎？克林頓呢，拉鏈門事件。所以小布什沒準也會整出點事兒來。但是最後怎麽樣？他弄不成。克林頓倒是混到底了，尼克松就只好辭職下臺。因為克林頓只不過“私德不修”，尼克松卻是“妨礙司法”。這個不能容忍。妳可以做點缺德事（當然被曝光以後要道歉），但是妳不能妨礙司法，更不能利用總統職務和行政權力來幹預司法。所以他得下臺。克林頓呢？他的事情揭發出來以後，支持率還增加了。美國人說，這個哥們不錯啊！他怎麽喜歡萊文斯基這樣的女人？這麽俗氣，這麽沒有品位，跟我差不多啊！支持率反而上去了。民主社會就是這樣，領導人必須跟著老百姓的口味走，不能夠自命清高。民眾也不在意領導人是君子是小人，有學問沒學問，有品位沒品位。反正有制度管著，諒他也不能如何，學問少壹點，品位低壹點，沒準更好。
在這裏我們也能看出中西文化的差異。上次美國大選後，記者問選民，妳為什麽選小布什，不選戈爾？有個老太太說的非常有代表性。她說戈爾這個人太聰明，太多學問了。學問多，人聰明，肚子裏彎彎繞就多，把國家交給他我不放心。小布什呢？憨憨的，像個加油站的夥計，這個靠得住。我們就很奇怪。按照我們中國人的觀點，應該是精英治國。治國的人，應該是有能耐的、有水平的、有品位的、有修養的，怎麽選個傻乎乎的，壹口土腔，沒有文化？選這麽個人，怎麽能夠放心？就因為他們更看重的是制度，不是人品。他制度上已經設計好了，妳想作惡也沒那麽容易，有很多東西管著妳吶！實際上，在美國人看來，所謂“白宮”，無非是高速公路上壹個加油站。總統呢，也不過是加油站裏的修車夥計，充其量是個賣二手車的。這樣的人，會兩下子就行了，憨厚壹點就更好。
然而這裏面仍有問題。什麽問題呢？就是中國古代社會雖然主張“德治”，卻也並非單純地只靠道德。我們也有法律和制度，怎麽就不管用了呢？
原因也很多，這裏只能簡單說說。首先，中國古代是否有法律，本身就是壹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是只有“刑律”，沒有“法律”，更沒有“法治”。或者說，沒有法治意義上的法律。什麽是“法治意義上的法律”？第壹，這法律必須是全體公民通過立法機關和立法程序制定的“全民公約”。它體現的是全體公民的意誌，而不是少數人、個別人的意誌。但是，中國古代只有“臣民”，沒有“公民”。既然連“公民”都沒有，又哪來的“全民公約”？也就只能有體現君王意誌的“王法”。王法非法，因為它不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第二，這法律必須對所有人都具有同等效力，所有人在它面前都是平等的，而“王法”顯然不是，至少它不能約束皇帝。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也不過是壹句空話。沒有皇帝的批準，是不可能“同罪”的，結果仍然是“人治”，不是“法治”。第三，這法律中必須有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憲法高於壹切，既高於壹般法，也高於執法人。包括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在內的任何人，都只能按照體現全體人民***同意誌的憲法來治國。也就是說，治國的其實是法，不是人。這才叫“法治”。
這樣的觀念和這樣的法律，都是中國古代聞所未聞的。因此，中國古代所謂“法治”（比如法家主張的），就只能叫做“刑治”或“律治”，也就是按照壹定的條款（律）來實施懲罰（刑），治國的仍然是人。在這壹點上，孔子的說法是比較準確的。他反對的是“齊之以刑”，不是“齊之以法”。他也沒有說過“齊之以法”。可見，中國古代所謂“法律”，其實是“刑律”；所謂“法治”，其實是“刑治”。這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兩組概念，不能混為壹談。
在法治觀念闕如的情況下，制度的作用就會變得可疑。沒錯，中國古代也有各種各樣的制度，包括防止官員作惡的監察制度。而且，平心而論，這些制度還是蠻不錯的。比如規定監察官員可以獨立行使監察權，不受上級官員的制約。所以，壹個七品（縣處級）的監察禦史，也可以彈劾王公大臣，他的上級管不著。甚至，就連自己的頂頭上司，比如相當於監察部正副部長的禦史大夫、禦史中丞，或者都禦史、都副禦史，作為本部門下級的監察禦史也可以彈劾。這難道還不好？
但是，第壹，監察官員雖然相對獨立，卻非完全獨立。他們可以獨立於其他官員，卻不能獨立於皇帝。而且，皇帝也是不受監督和不能彈劾的。第二，這些制度設計出來，是對付君子的，不是對付小人的。所以，壹旦朝中出現了小人，尤其是偽裝成君子的大奸大惡，就沒有辦法。當然，辦法也不是沒有，不過那往往是“不是辦法的辦法”。比如明代嘉靖年間，朝臣們為了除掉大奸臣嚴嵩，就使用了“小人伎倆”和“不正當手段”，辦法是誣陷嚴嵩的兒子嚴世蕃謀反，而且是勾結日本人。妳說嚴嵩的兒子怎麽可能勾結日本人背叛祖國？那是不可能的。舉報人林潤的奏折其實說得也很清楚：“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什麽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這麽說，實際上是捕風捉影，連匿名舉報都算不上。然而並不容嚴世蕃申辯，更沒有什麽取證、對質，硬是手忙腳亂地就把他的腦袋砍掉了。這事當時就有人認為是冤案。但沒有辦法。不這樣，嚴嵩壹夥就除不掉。難怪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要說這時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了，因為無論道德還是刑律，都已經不再管用。要防止惡，竟然只能用惡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