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劇情簡介|鑒賞|觀後感
1963 黑白片 120分鐘
法國亞力山大·薩爾金影片公司/水銀影片公司聯合攝制
編導：奧遜·威爾斯(根據弗蘭茨·卡夫卡的小說改編) 攝影：愛德蒙德·理查德 主要演員：安東尼·帕金斯(飾約瑟夫·K) 奧遜·威爾斯(飾大律師) 讓娜·莫羅(飾布斯特納) 羅密·施奈德(飾萊妮) 埃爾薩·馬蒂內利(飾希爾達) 阿基姆·塔米洛夫(飾格魯巴赫)
劇情簡介
公司職員約瑟夫·K在起床前做了個古怪的夢。他夢見從壹架針孔幻燈機裏映出的壹段故事：壹個流浪漢走向法律城堡的巍峨大門，央求門口的衛兵放他進去，但遭到了衛兵的拒絕。盡管窮漢壹再申辯說據他所知法律的大門是向壹切人敞開的，他仍然被拒諸門外。窮漢年復壹年地鵠候在門外，直到死亡將臨時他仍然未能進入“專門為妳而開”的法律之門。大門最後砰然關上的響聲使約瑟夫清醒了過來，發現真正弄醒他的是前來逮捕他的警官A。
警官A宣布K有罪，審判他的法律程序已正式開始，但只字未提K究竟犯了什麽罪。警官暗示K和鄰室的 *** 布斯特納小姐有秘密關系，說他喜歡在浴後到過道裏去穿衣服，並在地毯底下藏了個“蛋圓形的東西”。K竭力申辯他沒有任何“顛覆性的書和 *** ”，在慌亂中把他的留聲機(phonograph)說成了色情畫( *** ogranh)。警官的那個助手企圖勸說K行賄，還順手拿走了他的襯衫。警官命令他隨時候審，但允許他繼續上班。
壹場新的“噩夢”於焉開始。K禁不住布斯特納小姐的誘惑，吻了她，但當她聽說他已被逮捕時，生怕在“政治上”把她牽連進去，咆哮著把K攆出了房間。
K向房東太太訴苦，說他雖然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麽罪，但已產生了強烈的負罪感。
K去公司上班，他的侄女艾爾米來找他，公司副經理用懷疑的眼光看著他。盡管K申辯說艾爾米“才16歲”，副經理還是警告他說，“妳是很有前途的。別自己把事情弄糟了。”
K想給布斯特納小姐慶賀生日，特地去買了生日蛋糕，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裝了壹條假腿的皮特爾小姐。她拖著布斯特納小姐的沈重的衣箱，步履艱難。K從她那裏得知布斯特納小姐已被房東太太攆走。K向皮特爾小姐承認他吻過她，對她的被逐負有責任。皮特爾小姐對他不屑壹顧，拖著箱子壹步步艱難地離他而去。
K在劇院裏看戲時被警官A帶走，要他去審訊委員會接受審判。他按警官給的地址，找到法庭。執行法官問他是不是壹個油漆匠，K乘機向大廳裏的觀眾發表了壹通演說。“剛才執行法官的問話已經清楚說明了這場強加於我的所謂‘審判’的性質……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是無足輕重的，可是我認為它代表了發生在很多人身上的事。”K宣布他是清白無辜的，而“在我被捕這件事的背後，有壹個龐大的組織正在活動，其成員包括國家公職人員、官員、警察和其它人——甚至說不定還有劊子手”。K的講話贏得了熱烈的歡呼和掌聲。突然間他發現聽眾“原來都是某級官員”，他們剛才鼓掌是為了誘使他把錯話說下去。K憤怒地離開了法庭。
K回到公司，發現在地下室裏有人在執行鞭刑。他驚訝地看到拿走了他的襯衫的兩名警察正在受刑。受刑人告訴他，那是由於他向當局告了狀，指控他倆受賄。K試圖阻止行刑，說他認為“應該受處罰的不是他們，而是那些地位在他們之上的人，那些有權有勢的人和整個機構。”穿皮衣的行刑人不僅不予理睬，反而抽得更加猛烈了。K痛苦地逃離出地下室，他為自己的“罪過”嗚咽起來。
K的叔叔麥克斯從艾爾米那裏知道了K被捕的消息。他趕來找K，提出要幫助他去請大律師為他辯護。他倆來到大律師的事務所。在堆滿文件的房間裏，大律師的助手兼情婦萊妮勾引了K。萊妮告訴K，大律師和法官是串通壹氣的，而“妳的錯誤主要在於太固執，又喜歡搗亂”，今後應該“盡量變得圓通溫順些”。
K去法庭再次受審，法庭看門人的妻子希爾達告訴他明天才開庭呢。希爾達告訴K，她可以利用執行法官對她的邪念來幫助K，並讓K看法律書裏的淫穢插圖：“這些書真是骯臟透了。”希爾達開始勾引K，但這時執行法官派法科學生貝爾特(“未來的法官”)來把希爾達強行扛走。K追出去，發現法庭辦公室原來是個 *** 的場所。希爾達的丈夫上來求K幫助希爾達免受汙辱，壹排排坐在那裏候審的“被告”也用祈求的眼光看著他，因為他們都聽過他的抨擊法律的演說。K感到絕望，他對看門人說，“我到這裏來的目的只是要親眼看壹下聲勢赫赫的法律機構內部是否像我想象的那樣可憎。現在我對這些厭惡透了，再也不想看下去，我只想離開這裏。”
K決心孤身奮鬥。他又去找大律師，要解聘他。大律師告訴他，“套上鎖鏈比自由自在更安全”。他迷惑不解地看著另壹個“被告”布洛克甘心情願地忍受大律師的人身侮辱，仍匍匐在大律師腳下乞求幫助，而當他去指責大律師時，布洛克反而上來打他。大律師還得意地告訴K，萊妮的壹個怪癖是追逐每壹個被控告有罪的男人，然後把她和他們每壹個談情說愛的經歷說給他聽，讓他開心。K感到惡心，想奪門而出，萊妮攔住了他，建議他去找畫家蒂托雷利，因為這位官方畫家專給法官畫像，對法官很有影響力。
在蒂托雷利的畫室裏，K被告知說，他的出路只是兩條，要末假釋，要末延期審判。如果是假釋，那也只是將這個重負從他肩上暫時卸下，指控的陰影始終籠罩在他頭上。被判假釋的人剛從法院回到家，就會發現警察已守候在那裏等著逮捕他，於是壹切又從頭再始。每次假釋之後便意味著再次被捕。至於延期審判，法院也不可能永遠拖下去，他們會采取種種措施，審訊提問、監視，結果又帶來進壹步審訊，搜集證據……畫家說，“我這壹輩子還沒聽說過哪個被告明確宣布無罪釋放的。”
K去找教士求助，教士告訴他，他的罪名大概已經得到證實了。大律師突然出現，給他放針孔幻燈片，K說他已看過這個故事了，但他不願當殉道者。
“噩夢”終於有了結尾：兩個便衣警察抓住了他，把他推進壹個石坑，用壹把尖刀在他面前晃來晃去。K拼命掙紮。警察最後拿出壹束炸藥，點著了引線，然後跳出石坑逃走。K把炸藥扔了出去，人們連續聽到六聲爆炸，壹股濃濃的黑煙布滿了銀幕。化入壹張針孔幻燈片：法律城堡的大門在緩緩關上。
鑒賞
奧遜·威爾斯於1958年決心永遠離開美國，自我流放到歐洲去。從那時開始，威爾斯的作品通過自身經驗在對惡與善的認識上發生了傾斜。從《公民凱恩》到《上海小姐》，他對人類生活中的醜惡和美善多少抱有持平的看法。他認為生活中存在惡人，但他們並非生性刻毒，從他們身上仍然可以找到人性中善良美好的東西。無論是凱恩或喬治·米納弗(《安倍遜大族》)、艾爾沙或阿瑟·巴尼斯特(《上海小姐》)，都還存在著令人同情或憐憫的壹面。然而從《阿卡汀先生》開始，悲觀主義色彩加強了。威爾斯說，“請註意，世界上存在著兩種人：施與者和索要者，前者慷慨施與，後者恣意索要。”阿卡汀是生活中的“蠍子”，他的本性就是要蜇死周圍的人，因此他必須忠於他的本性。這種向宿命論的靠攏在他繼《阿卡汀先生》之後不久拍攝的《審判》中再次得到佐證。威爾斯在談到那個無故受到迫害的主人公約瑟夫·K時說，“我認為他是有罪的，因為他是個人。”威爾斯已完全陷入原罪意識了。
威爾斯的自我流放是壹個卡夫卡式的懲罰尋求過錯的過程。這也許是使他對卡夫卡世界裏的主人公產生認同的原因。約瑟夫·K的遭際似乎荒謬可笑，但在卡夫卡的世界裏，這卻是人類生存的實際境遇，而且在威爾斯的自身經驗中得到了印證。從1960年起威爾斯便認真考慮改編《審判》，他花了六個星期寫成了劇本，但由於資金短缺，實際投入拍攝則在將近兩年之後。
威爾斯也許是把卡夫卡的這部令人痛苦的小說搬上銀幕的最理想人選。他過去作品中的強烈的明暗對比、辛辣的幽默和迷宮般的晦澀都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卡夫卡的小說世界。但始料未及的是影片公映後卻招來了英、美影評界的猛烈批評。對影片《審判》的公正評價只是在人們對威爾斯的意圖有了更深入了解並聯系威爾斯影片的意識形態歷程之後才成為可能。
當年英、美影評界對影片的幾乎壹致的貶斥並不在於影片對原作的情節發展過程和事件發生順序缺乏尊重。在這方面實際上不可能存在忠不忠實的問題。原小說是卡夫卡去世後由馬克斯·勃洛德整理出版的，卡夫卡的原稿沒有章節次序。很可能是因為卡夫卡認為K的經歷原本是壹場混亂的噩夢，並不存在唯壹合理的時序。據壹位法國評論家的比較研究，威爾斯把勃洛德排定的章節次序改成了：1，4，2，5，6，3，8，7，9，10。
影片受到攻擊的主要原因有二。壹是影片拍得過於晦澀、沈悶。讀卡夫卡的小說本來就容易“如入霧中”，而影片卻甚至比小說更難理解。二是威爾斯把卡夫卡筆下的“反英雄”——在人的荒謬存在面前束手無策——改寫成壹個尚有反抗勇氣的“罪人”。K在法庭上慷慨陳詞被認為是壹種“不或然”的虛構，和影片開場時的卡夫卡式的世界格格不入。K逃脫了小說裏被劊子手用刀刺死的厄運(這應當是邏輯的結局)，他在那個不到壹秒鐘的鏡頭裏，抓起壹個東西(是壹塊石子，或那束炸藥?)扔了出去，無論是多麽晦澀，畢竟給人們留下了壹線希望。
晦澀難解是西方現代主義作品的固有特征之壹。如果影片《審判》講述的是壹個清白的男人無辜受到迫害的傳統故事，它招來的批評勢必更加嚴重。在影片裏，整個世界誠然是充滿非現實色彩的。在有數百臺打字機的巨大辦公室，迷宮般的銀行大樓，大律師的霧氣重重、燭光熠熠的臥室，萊妮的堆滿了文件的房間，充滿神秘氣氛的法院大廳，蒂托雷利的到處閃爍著女孩的窺視目光的破爛畫室……都顯得“極不真實”。這是對卡夫卡風格的自覺冒犯。誠如英國影評家艾·斯坦因所指出的，“卡夫卡的小說表現的是壹個相當真實的世界，但裏面居住著夢幻中的人，在威爾斯的影片裏則是真實的人居住在壹個惡夢般的世界裏。”
改編者對原作作出實質性的改動，如果出於有說服力的理由，那是可以接受的。世界各國的劇情片，十之八九是改編作品。作為壹個不成文的通則，人們從不，也不可能根據改編影片的成敗得失來重估原作的價值。相反地，改編影片可以有它自身的新的質量和價值。實際上影片《審判》恰恰是壹個這樣的例證。
從本質上說，影片《審判》是把卡夫卡的反諷性的、非個人的絕望世界改造成了威爾斯式的道德劇。當K向大律師宣布說，“我從來就不想當壹個殉道者”、“我是社會的壹員”時，當他用挑戰的口吻告訴教士說，他將對自己所做的壹切“負責”，“我不是妳的孩子”時，威爾斯不僅是批判了卡夫卡，而且也批判了60年代初期現代派藝術(如荒誕戲劇)灌輸給公眾的某些非理性傾向。威爾斯把卡夫卡的噩夢壹下子提升為自覺的剖析。他要改動K的最後結局是不可避免的。
從威爾斯的全部影片來看，他更多是壹個世態的冷靜旁觀者。他更感興趣的是壓迫者的心理狀態而不是受壓迫者的痛苦心情。他自稱是壹個“愛德華式的”(即思想古板的)而不是壹個“現代的”知識分子。他拘守19世紀的文學信念，即認為文學應當給人指出某些光明的前景。在影片《審判》中，正是這種本質上是人道主義的傳統對現代主義價值觀的反抗促使他去重塑卡夫卡的“反英雄”，哪怕這壹修改幾乎破壞了作品的邏輯。
威爾斯對卡夫卡的修改還有其歷史背景的原因。他在影片《審判》公映後接受法國電影雜誌《電影手冊》的記者訪問時，曾解釋了為什麽小說的結尾在1962年已變得不可接受。他說，“我認為(《審判》)是壹位猶太知識分子在希特勒上臺前寫的壹出‘芭蕾’。在600萬猶太人死於非命之後，卡夫卡就決不會那樣寫了。在我看來，那壹切都是奧斯威辛集中營存在以前的事情。我並不認為我的結尾有多麽好，但它是唯壹可能的結尾。”他還說，原作中的“約瑟夫·K同某些代表惡的東西是密不可分的。他沒有犯他被指控的那些罪行，但他仍然是有罪的：他屬於壹個有罪的社會，他和這個社會合作。”因此，如果讓K繼續當壹個被動的合作者，“無異於暗示希特勒是必不可少的了”。威爾斯可能把問題說得有點誇張，但他對“人生是荒誕的”、“人將被生活的傳送帶送往不可知的終點”之類的非理性傾向的抨擊無疑是真誠可貴的。
既然約瑟夫·K已從“夢幻中的人”變成壹個“真實的人”(威爾斯把原作中後半部教士講述的那段關於法律大門的故事改變成影片開場時K的夢中所見，然後讓警察驚醒了他)，故事環境的非現實化便成為壹種必然，因為它畢竟是壹個寓言，是改編自卡夫卡的小說的。威爾斯說，由於財政困難，他無力去南斯拉夫使用專為影片設計的布景，只能在巴黎的壹座廢棄的火車站裏草草地搭景。實際上他原來的設計要比實際拍成的更抽象：“我原先的想法是讓布景逐漸消失。寫實的元素應當逐漸消退，在觀眾眼前消退，最後只剩下壹片曠野，仿佛壹切都化為烏有了。”我們從完成片裏仍可隱約看出這壹構想：隨著約瑟夫·K的心理緊張愈益加劇，各個事件發生的地點不可思議地愈來愈互相靠近，墻壁消失了，在走廊的盡頭，推開某壹扇門，都會通向另壹個地點。具體真實的環境被非現實地連成了壹片，直到影片的結尾出現了壹片荒野，在爆炸聲中壹切化為了烏有。
如果妳抱著娛樂的目的去看這部電影，妳會感到它晦澀、沈悶，難以終場。如果妳懷有藝術賞析的嚴肅期望，妳會對這部電影產生濃厚的興趣。對不同質的影片應用不同的鑒賞尺度，這本是理所當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