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發展，在商事活動中，已經出現了壹種不同於壹般賄賂罪的錢權交易的犯罪行為
，即商業賄賂犯罪。我國新制定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和《關於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頒布實施後，
刑法學界分別針對上述兩法中的有關規定，明確提出了商業賄賂罪這壹新的罪名。但是，在對商業賄賂罪的認
識中，還存在諸多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試就此有關問題發表壹點拙見。
壹、商業賄賂罪的概念
由於政治經濟體制方面的原因，我國原刑法典中無商業賄賂罪罪名的規定，刑法理論中也無商業賄賂罪這
壹概念。壹九九三年九月和壹九九五年二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分別通過了《反不正當競爭法》和《關於懲治違反
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後，刑法學界提出了商業賄賂罪這壹新罪名。但是，在對商業賄賂罪的理論研究中，缺
乏對商業賄賂罪概念的明確界定，以至於在理論界對商業賄賂罪作出了不同的概括和解釋。就筆者所知，關於
商業賄賂罪的概念，就有兩種不同的表達和界定，壹是將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八條規定的情況看作是我
國對商業賄賂罪的立法規定，認為商業賄賂罪是指在商業購銷活動中給予或收受回扣，依法應受刑罰處罰的行
為（註：張兆松、楊勤法“商業賄賂罪初探”《中外法學》1995年第2期）。該種觀點將商業賄賂罪界定在商業
購銷活動中，回扣的給予和收受上。二是將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第九條規定
的情況視為是我國刑事法律對商業賄賂罪的規定，認為商業賄賂罪是指中國董事、監事或者職工利用職務上的
便利，索取或收受賄賂，數額較大的行為（註：武檢研撰“關於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規定的法律適用”《
法學》1995年第五期）。該觀點將商業賄賂罪界定在公司有關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索取或收受賄賂上。上述
兩種觀點，無論是在立法根據上，還是在對商業賄賂罪概念的表述、界定上，均有較大差別。可見，商業賄賂
罪在刑法理論上還是壹個模糊不清的概念。筆者認為，為了正確認識商業賄賂罪的概念，有必要首先明確兩個
前提：第壹，商業賄賂罪應該是壹個類罪名，而非具體罪名。前述的兩種見解中，均是把商業賄賂罪作為壹個
具體罪名使用。我們知道，從邏輯上講，商業賄賂罪與賄賂罪是壹個相似的概念，賄賂罪在我國刑法理論中是
壹個類罪名的概念，它包括受賄罪、行賄罪和介紹賄賂罪三個具體罪名。同樣，商業賄賂罪也應該是包括商業
受賄罪和商業行賄罪的類罪名。而商業受賄行為與商業行賄行為顯然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犯罪行為，用商業
賄賂罪去概括商業受賄行為和商業行賄行為作為壹個具體罪名使用，這無法區分兩種性質不同的犯罪行為。第
二，在我國刑事法律中，商業賄賂罪所特有的內涵應該是壹致的。從刑法理論上講，在壹個刑法體系中，同壹
罪名應該是相同的，決不能用同壹罪名去概括界定不同的行為，因此，商業賄賂罪應該是壹個統壹的概念，決
不能有兩個性質不同的商業賄賂罪。
筆者認為，所謂商業賄賂罪是指在商事企業經營、管理活動中，壹方為了商業上的利益或其他好處而向商
事企業經營者、管理者給予錢財，另壹方商業經營者、管理者利用自己的經營、管理職權為行賄人謀取好處和
利益而收受錢財，情節嚴重的行為。前者是商業行賄罪，後者是商業受賄罪，二者統稱為商業賄賂罪。我們知
道，從本質上講，賄賂就是權力與錢財相交換，無論是壹般賄賂罪還是商業賄賂罪都表現為某種權力與錢財相
交換。但是，這兩類犯罪畢竟是性質不同的兩類犯罪，它們具有各自的特征，其區別為：（1）從侵犯的客體看
， 賄賂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和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廉潔性，所謂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
活動就是國家行政事務的指揮、管理、監督等活動。無論是受賄罪還是行賄罪、介紹賄賂罪，都無不對國家機
關的正常管理活動造成危害。而商業賄賂罪，無論是商業受賄罪還是商業行賄罪，均與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無
涉，其行為不會侵犯到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由於商業賄賂是壹種錢財與商事權力相交換的行為，造成商
業經營和商務管理中的不公平競爭，因此，可以說，商業賄賂罪主要是對商業經營或商務管理的公正性、公平
性的侵犯，與賄賂罪有本質的區別；（2）從犯罪的主體上看，賄賂罪中， 受賄的壹方必須是國家機關的工作
人員。這裏所講的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嚴格地講，應該是對國家行政事務的某些方面行使決策、指揮、管理、
監督的人員，即對國家行政事務的某些方面具有壹定管理職權的人員。而商業賄賂罪中，受賄壹方不是國家工
作人員，而是商事企業經營人員或企業內部管理人員，如公司董事、監事、經理、購銷人員等。這些人員只具
有商業經營或商務管理某些方面的職權，而不具有管理國家行政事務的權力；（3 ）從賄賂發生的過程看，賄
賂罪發生在國家行政事務管理過程中，其中受賄的壹方總是利用國家賦予的國家行政事務管理職權，在國家行
政事務管理中為行賄方謀取利益而收受錢財，而商業賄賂罪發生在商業經營或商務管理活動過程中，其中受賄
的壹方利用商業經營或企業內部管理的職權為行賄方謀取利益或好處而收受財物；（4 ）從受賄壹方利用的職
權的性質看，賄賂罪中受賄壹方所利用的職權是國家賦予某些機關及個人從事國家行政事務管理的權力，該種
權力屬於壹種公***權力，而商業賄賂罪中受賄的壹方所利用的職權是某壹個別企業組織所賦予的進行商業經營
或企業組織內部管理的某種職權，這種權力只是壹種團體形式的私權力，其權力來至於某壹企業組織，它與國
家行政事務管理的公***權力有著本質的區別。可以說，在錢權交易中，是利用公***權力還是利用企業權力是區
別賄賂罪與商業賄賂罪的根本之點。但是，在相當長時期內，由於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方面的原因，在國家行
政管理中，政企不分，政府行政行為與企業商事行為界限不明，公權與私權相混淆。因此，往往將許多企業行
為、商事行為看成是國家行政管理行為，因而，在我國刑事法律規定中，將許多本應屬於商業賄賂的犯罪行為
包括在賄賂罪之中。隨著我國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改革，特別是在我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後，逐步實行政府
行為與企業行為相分離，以最終達到政企分開。這反映在刑事法律規定中，就出現與賄賂罪相區別的商業賄賂
罪。
二、我國刑事立法對商業賄賂罪的規定
我國刑事法律從壹九七九年七月公布《中華人民***和國刑法》以來，經過多此修改和補充，對賄賂罪的規
定，也有所發展變化。壹九九五年二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明確地
規定了對公司職員受賄行為的刑事處罰，即規定了商業賄賂犯罪。雖然在此之前刑事法律中無商業賄賂罪之名
，但有商業賄賂罪之實，只不過是將其歸入賄賂罪之中。
在我國《刑法》典第壹百八十五條所規定的受賄罪中，就包括企業職工的受賄行為，因為我國《刑法》典
中將國營企業的有關人員包括在國家工作人員範圍之內。而實際上，國營企業中並非壹切從事公務的人員都是
進行國家行政事務的管理活動，其中許多所謂從事的公務是對企業內部進行經營管理。這些人員利用職權收受
賄賂與從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行政事務管理的工作人員利用職權收受賄賂有著本質的區別。從現在的觀點看，
企業內部從事企業內部管理和經營的人員收受賄賂就應該是商業賄賂罪。因此，可以說，我國《刑法》典中有
對商業賄賂處罰的規定，只不過無商業賄賂罪之名。
壹九八八年二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於懲治貪汙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將集體經濟組織的工作人
員也作為受賄罪的主體，並且規定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回扣歸個人所有，也以受賄論處。顯然這壹
規定的犯罪行為實際上是壹種商業賄賂行為。因為，集體經濟組織的工作人員，既無國家工作人員之名，又無
從事國家行政事務管理職權之實，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受隨有著本質的區別。此外，在經濟往來中收受回
扣與在從事國家行政管理活動過程中收受賄賂也有根本的不同，特別是集體經濟組織的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
收受回扣的行為，更是與所謂從事公務的人員受賄相去甚遠。可見，上述行為雖然規定在受賄罪之中，而實則
是壹種商業受賄行為。
壹九九三年九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八條規定，經營者在帳外暗中給予對方單位
或者個人回扣的，以行賄論處；對方單位或者個人在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賄論處。這壹規定的行為，雖然是
按受賄罪或行賄罪定罪處罰，然而，實際上，這類行為與利用國家行政事務管理職權的賄賂行為完全不同，甚
至與《關於懲治貪汙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中的賄賂犯罪也有所區別，如，收受回扣的單位系外資企業或私營
企業，何以能夠成立受賄犯罪。可見，本條規定的犯罪實際上是商業賄賂犯罪，正因為如此，有的學者將該法
條完全看成是我國刑事法律對商業賄賂罪的規定。但是要明確的是，該法條並未明確提出商業賄賂罪的罪名，
對該法條所規定的行為仍按受賄罪、行賄罪定罪處罰。那種將該法條完全視為是明確對商業賄賂罪的立法規定
是沒有根據的。
明確規定與賄賂罪不同的商業賄賂犯罪應該是壹九九五年二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關於懲治違反公司
法的犯罪的決定》第九條規定的公司職員受賄罪，或稱商業受賄罪，該條明確規定了本罪的構成要件和刑事責
任，使商業賄賂犯罪在我刑法體系中有名有實，是我們認定和處罰某些商業賄賂罪的法律根據。
三、完善商業賄賂犯罪的立法思考
前已所述，我國刑事法律已有商業賄賂犯罪的規定，但是，這些規定還存在二點不足之處：第壹，未將商
業賄賂犯罪與賄賂犯罪區別開來，而是將壹些本應屬於商業賄賂犯罪的情況規定在賄賂罪之中按賄賂罪定罪處
罰。如我國《刑法》第壹百八十五條規定的受賄罪中國營企業中的有關人員的受賄行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關
於懲治貪汙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中規定的涉及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的受賄、行賄和在經濟往來中給予或收
受回扣的幾種情況；《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八條規定按行賄、受賄論處的情況。上述規定的行為本質上應是商
業賄賂犯罪行為，但法律規定仍以受賄、行賄定罪處罰，顯屬不當。因為，商業賄賂行為與賄賂行為有本質的
區別，按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論，商業賄賂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輕於賄賂犯罪，將社會危害性明顯不同的兩種犯罪
行為規定為壹種犯罪定罪處罰，這顯然有違我國刑法罪行相適應的原則。第二，對商業賄賂犯罪的規定不夠全
面。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懲治違反國家法的犯罪的決定》第九條雖然較明確規定了商業受賄犯罪，但是，該
法條主要是規定公司職員的受賄犯罪，而在我國現階段，商業活動的主體除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外，
還有其他企業組織。盡管本決定第十四條規定其他企業職工犯本決定第九條犯罪的，按第九條規定處罰，然而
，從立法上看，這是壹種比照性規定，缺乏對商業賄賂罪的全面完整規定。此外，在現行刑事法律中，還無商
業行賄罪的明確規定。有鑒於此，關於我國商業賄賂罪的立法規定，可以從以下幾點來考慮：
1、在我國刑事法律中明確增加商業行賄罪的規定。我們知道， 有受賄，就會有行賄，同樣，有商業受賄
行為，就必然會出現商業行賄行為。而商業行賄行為也會對商事活動的公正性、公平性造成危害，從而危害社
會，對情節嚴重者，應按犯罪論處。
2、應在立法上規定統壹的商業受賄罪和商業行賄罪， 並明確界定其範圍，在法律規定中，要將商業受賄
罪、商業行賄罪與受賄罪、行賄罪區別開來。就筆者看來，主要可以從以下幾點來劃定商業受賄罪、商業行賄
罪的範圍。從商業受賄罪來講，主體只限於各類商業企業組織中從事商業經營或企業內部管理的人員，即具有
企業經營或企業管理職權的人。可見，構成商業受賄罪的主體，必須要有壹定的職權，商事企業內部完全從事
勞務的人員不能成為本罪的主體。同時，該職權只限於企業經營或企業內部管理的職權。如果是具有國家行政
事務管理職權的人員利用職權收受賄賂者，也不能構成商業受賄罪，而應按受賄罪處罰；客觀方面只限於在商
業經營或企業內部管理過程中，行為人利用經營、管理職權索取或收受賄賂。從商業行賄罪來講，行為人主要
是想通過受賄壹方的經營、管理的職權，從受賄方的商業企業組織取得商業上的利益或其他好處，因此，本罪
與商業受賄罪壹樣，發生在商事經營、商業往來、企業內部管理過程中。基於以上的分析，可以對商業受賄罪
和商業行賄罪作如下的表述：所謂商業受賄罪指商事企業組織的經營、管理人員在商事經營、管理過程中利用
職務上的便利，索取或收受較大數額錢財的行為。所謂商業行賄罪指從事商事經營的企業組織或個人，為了謀
取不正當的商業利益或其他好處，向商事企業經營人員或企業內部管理人員給予較大數額錢財的行為。
3、應規定單獨的法定刑。由於商業受賄罪、 商業行賄罪均系獨立的犯罪，應各自規定單獨的法定刑，考
慮到商業受賄罪、商業行賄罪的社會危害性輕於受賄罪和行賄罪，應相應規定較輕的法定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