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袁隆平不僅是雜交水稻事業的開創者,而且始終是這壹研究領域的“領頭雁”,創建了壹門系統的新興學科——雜交水稻學.四十多年來,雜交水稻研究的每壹發展階段、每壹項重大創新,都離不開他所起到的關鍵作用,都體現了他非凡的經驗智慧與學術思想.
1964年,他沖破當時流行的遺傳學觀點的束縛,在我國率先開展三系法培育雜交水稻的研究.20世紀70年代,他解決了三系法雜交稻研究中三系配套、優勢組合選配和制種低產三大難題.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雜交水稻的育種發展戰略,並解決了兩系法中的壹些關鍵技術難題.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他設計出了以高冠層、矮穗層和中大穗為特征的超高產株型模式和培育超級雜交稻的技術路線,並在超級雜交稻研究方面頻頻取得重大進展.1982年,國際水稻研究所學術會首次公認：中國科學家袁隆平為世界“雜交水稻之父”.在科研實踐的同時,袁隆平不斷進行經驗總結和理論升華.
從1966年發表我國雜交水稻研究的第壹篇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以來,先後發表論文60多篇,其中在國外發表12篇；出版專著7部.袁隆平作為學術帶頭人,培養了壹大批雜交水稻專家和技術骨幹,在雜交水稻的研究和發展中建立和完善了壹整套理論和應用技術體系,從而創建了壹門系統的新興學科——雜交水稻學.
第二,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研究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保障了國家糧食安全.有人曾經風趣地說,中國農民吃飯靠“兩平”,壹是靠鄧小平的責任制,二是靠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從1976年開始,“三系”雜交稻在全國大面積推廣,比常規稻平均增產20％左右,為解決我國糧食問題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2000年,第壹期超級雜交稻研究目標順利通過了國家農業部組織的驗收,原國務委員、國家科委原主任宋健院士贊揚說：“這壹成果對保障21世紀我國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隨後,袁隆平又提前實現了第二期超級雜交稻研究目標,它比壹般雜交稻增產約30％.
據統計,到2006年止,我國累計推廣種植雜交水稻56億多畝,增加稻谷5200多億公斤.近年來,全國雜交水稻年種植面積約2.4億畝左右,年增產的稻谷可以養活7000多萬人口.這是對上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布朗提出的“未來誰來養活中國”的有力回答.
第三,袁隆平把“發展雜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作為畢生最大的追求,為推動雜交水稻的國際發展、促進我國對外交往做出了巨大貢獻.1980年,雜交水稻作為我國出口的第壹項農業專利技術轉讓給美國,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註.
90年代初,聯合國糧農組織將推廣雜交水稻列為解決發展中國家糧食短缺問題的戰略措施.多年來,袁隆平7次赴國際水稻所開展合作研究,還被聯合國糧農組織聘為該組織國際首席顧問,十幾次赴印度、越南、緬甸、孟加拉等國指導發展雜交水稻.同時,他還在國內主持舉辦了20多期雜交水稻國際培訓班,為30多個國家培訓了500名技術人才.
這些專家回到本國後都成為當地研究和推廣雜交水稻的技術骨幹.目前,越南、印度、菲律賓已成為大面積生產應用雜交水稻的國家,雜交水稻的增產效果也十分顯著.如越南,2004年種植雜交水稻面積已達65萬公頃,每公頃6.3噸,比其全國平均水稻單產增產40%.如菲律賓,2005年種植雜交水稻面積達37萬公頃,平均每公頃6.5噸,比其全國水稻平均單產高80%,使菲律賓糧食短缺的局面大為改觀.
菲政府計劃,到2007年發展雜交水稻300萬公頃,實現糧食自給.由於各方面條件已經成熟,2005年7月,袁隆平提出了“雜交水稻外交”的建議,即積極在發展中國家推廣雜交水稻,擴大中國的影響,以此進壹步促進雙邊關系的發展.
這壹建議得到了國家領導人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雜交水稻外交”將成為我國“走出去”戰略的壹項重要內容.2005年10月,袁隆平在外交部第四期大使參贊學習班上做報告,我國駐80多個國家的大使、總領事和參贊聽取了報告.
第四,袁隆平培養了大批雜交水稻研究和推廣人才.四十多年來,在他的親自培養、直接教導和間接影響下,不論是在他的研究中心,還是在全國雜交水稻技術攻關協作單位,已經形成了壹支梯隊結合、協同作戰的雜交水稻技術隊伍,肩負著將雜交水稻向縱深發展的重任.
如在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多年來他總是每年把與美國水稻技術公司合作所得到的顧問費捐獻出來作為所長基金,累計捐資達100多萬元,資助科研人員特別是年輕人開展有希望和潛力的項目研究.每年幾乎都有幾個課題獲得2-5萬元的資助.
他不但支持本單位的科技人員,也扶持其他單位的科研人員,如福建農業大學的壹位博士後,開展多倍體水稻育種的探索性研究,但苦於經費不足.袁隆平院士得知後,專門撥出壹筆經費,鼓勵他取得成果.袁隆平院士不僅思想開明,而且意識超前,他深知未來的農業科技僅靠常規技術必將落伍,而必須與現代生物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