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北澧水下遊，洞庭湖西北按有壹座不大的縣城。古代這裏是重要的物資集散地，南來北往的客商雲集，“傍津設市”，顧稱“津市”。到近代陸路交通便利之後，津市無昔日的繁華。但1988年之後，它卻又引起了人們的關註。這壹年，考古工作者在縣城東4千米壹座高50多米叫虎爪山的山丘土層中，發現壹批原始人類使用的石片、石球、砍砸器、刮削器、大尖狀器等，器形渾厚粗陋，手法簡練，造型規整。經反復測定，距今至少在50萬年，大體上與北京猿人處於同壹時期，成為湖南迄今發現最早的古人類活動遺址。
20世紀80年代以來，湖南發覺的從幾十萬年到壹萬多年前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和地點，有數百處，分布在全省各地，尤以沅水、澧水流域和洞庭湖地區為多。所謂舊石器時代，是指人類使用後以打擊方法制造、未經磨制加工的粗糙石器，過著采集和漁獵生活的時代。而新石器時代，人類使用磨制石器，生產了原始農作物和畜牧業，開始出現制陶。制革、紡織等原始手工業，過上了較為穩定的定居生活。
1993年以來，在道縣玉蟾巖山洞裏，陸續發現水稻碳化米粒、谷殼和疏松的粗陶片。經國內外專門機構檢測，時間在距今21000~15000年前，這是目前世界上發現的最早有人工育化痕跡的稻谷和中國最早有完整形態的陶器。這說明當時的湖南已開始由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轉化。這在中國是最早的。
在此前後，考古工作者在洪江高廟發掘出了7800多年前刻有鳳鳥紋、太陽紋、獸面紋等圖紋且工藝水平很高的陶片，出土了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原始社會正規祭祀場所。在澧縣發掘的城頭山古城遺址，距今7000~6500年，城內面積88000多萬平方米，有城墻、護城河、車道、屋基、道路、墓葬、陶窯、祭臺、稻田等，城外有護城河、車道、這是我國迄今發現時代最早的古城，它的模型成為2010年上海世博會中國館的第壹展項。
由此可見，在湖南這塊土地上，有著非常古來悠遠的文化積澱。先民們在這裏創造出中國歷史上具有突出地位的原始文化。壹直到今天，這種文化傳承綿延不絕，經過不斷豐富、發展和提升，形成了獨具地域特色、光輝燦爛的文化，即湖湘文化。
“文化”是壹個涉及面非廣泛的概念，文化現象更是千姿百態、豐富多彩、關於文化的定義，多年來中外學者中說紛紜，莫衷壹是。20世紀初，美國哈佛大學校長、著名教育家和法學家羅威勒（1865-1943）曾感概地說：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麽東西比文化更難捉摸。我們不能分析它，因為它的成分無窮無盡；我們不能敘述它，因為它沒有固定的形狀。我們想用文字來界定它的意義，這正像是要把空氣抓在手裏似的。當我們去尋找文化時，除了不在我們手裏，它無所不在。” 這些年，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對文化所下的定義有數百種。壹般認為，文化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是指人類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所獲得的物質、精神的生產能力和創造的物質、精神的財富的總和。狹義上指的是精神生產的能力和精神產品。
後者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思想意識，如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社會心理、社會思潮、語言表達等。
制度文化，如生活方式、風俗習慣、性格特征等。
物態文化，指精神文化的物質產品，如書刊、文化器具。工藝美術、服飾飲食、文物古跡等。
其中，思想意識是精神文化的主體，而價值觀念優勢思想意識的核心，有其他方面起決定性的作用。
作為壹種歷史現象，文化的發展有歷史的繼承性；在階級社會中，具有階級性；同時，它也具有民族性、地域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形成了文化的多樣性。在人類社會中，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文化則是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反映。經濟和政治決定這文化的性質和發展方向，而文化則反作用政治和經濟，給政治和經濟以巨大的影響。經濟、政治、文化三者相互促進，相互制約，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湖湘文化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是指湖南地區各族人民自古以來在社會生產和生活活動的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與精神的能力和成果的總和；狹義上則是指他們所創造並不斷發展的精神能力和精神產品，包括思想意識、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和物質文化等。過去人們說的“湖湘文化”，往往是特指已經具有較完備的湖南地域精神特質的文化形態，比如宋代以後的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的內涵非常豐富，既包括了最早生活在湖湘大地的原住居民所創造的原始文化，有包括了各個歷史時期陸續遷入的移民所帶來以中原文化為主的外來文化，以及原住居民與遷入移民相融合而形成的新的文化；既包括了各個時代占統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和經過知識分子加工提升的如哲學思想、政治理論、法律制度、宗教、文學藝術、教育理論、經濟理論、軍事理論、科技成果等“高雅文化”，又包括非主流文化和各個民族與民間的民俗、民風、社會心理等“世俗文化”。“世俗文化”是“高雅文化”的源泉，而時代生活在湖湘大地的各族人民是創造和發展湖湘文化的基礎。
湖湘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獨具鮮明特色並不斷延續、發展的地域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