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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北說書的起源?

陜北說書起源何時,很難細考。民間傳說從三皇治世時就有陜北說書。相傳很早以前,有壹個老漢生了三個兒子,長大後給人家當奴隸,趕牲靈,大兒子叫大黃,讓奴隸主把壹只手剁了,二兒子二黃的壹只腿被打壞了,三兒子三黃讓主人把眼睛紮瞎了,弟兄三人流落到陜北的青化縣乞討為生。壹天大黃拾到兩片爛木板,敲打著木板沿門乞討,說上壹些吉利話,主人便賜給他們壹些殘湯剩飯,有壹次人家吃羊,他們撿來羊腸子,曬幹繃在木板上,就彈出聲音來,後來他們弟兄三人自制了琵琶,從此相互配合,邊打、邊彈、邊唱。二黃心想大哥去世後誰來敲梆子,他靈機壹動幹脆把兩塊木板綁在腿上自打、自彈、自唱。後來老大、老二去了山西臨縣壹帶,三黃卻留在了陜北,婚後生了五個兒子,並將彈琵琶的技藝傳授給兒子們。老大成家後收了三十六個徒弟,將三弦傳給了十八個徒弟,在榆林壹帶安了家,把蓮花落、琵琶、三弦的技藝傳授給了後人。這壹民間傳說足以見證陜北說書的歷史久遠。

陜北最早的說書人,十有八九是瞎子或半瞎子,俗稱先生或書匠。說書是他們謀生的壹種手段,被人視為下賤的營生,明眼人是不說書的,很長壹個時期說書便成了瞎子的專利。他們為了養家糊口,不光說書,還兼搞算命、看病、安神、謝土、保鎖娃娃等帶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活動,長期在外,由殘疾人或乞丐拖著瞎子,常年走村串戶,以說書為生。

隨著時代的變化,明眼人也加入到瞎子說書的行列中來,給古老的陜北說書註入新的血液和活力,陜北說書在形式上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由原來的壹人說唱變為兩人對唱或多人走唱,所使用的樂器也不再是單壹的曲項琵琶或三弦,二胡、板胡、笛子、揚琴等也參與其中,人數與樂器的改變更加拓寬了陜北說書的表現領域,同時也對書中人物的刻畫和環境、氣氛的渲染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現在陜北說書分為單人說書、雙人說書和多人群口說書三種,曲調也有九腔十八調之說,以平調為主,輔以歡音,苦音調、武調等調式,其音樂曲調的變化在整個說書的過程中顯得尤為重要,故事情節的表述,喜怒哀樂的渲染和平仄聲韻起承轉合,九曲十八調都能表現的淋漓盡致。

彈起我的三弦定起個音,眾位明公仔細聽……”,陜北說書是說唱藝術,唱占了很大的比重,藝人們說:“說是骨頭唱是肉”。在書場裏除了聽遠古神話、歷史傳奇、百姓故事,還可以學歷史、聽新聞,說書人走州過縣、見多識廣,朝政大事、奇聞趣談、張長李短等等,他都能給妳說的活靈活現,並對那些邪、惡、醜,予以嘲笑和鞭達,對真、善、美大加贊美與頌揚。陜北說書中的每壹部書很少有悲劇的結局,這在其它姊妹藝術中是很少見的。

陜北說書,這壹民間大眾喜聞樂見的說唱藝術,早在三十年代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那時陜甘寧邊區就開展了改造舊說書活動,對壹些宣揚宗教、封建迷信的書目進行改造,高敏夫、韓起祥等人創作了新書《劉巧團圓》、《宜川大勝利》、《翻身記》、《血淚仇》等幾十部新書,當時深受邊區群眾歡迎。壹九四六年八月,韓起祥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為毛主席和朱老總說了新編書《張玉蘭參加選舉會》,聽完書後,毛主席稱贊道:“妳的新書說得好……”。全國解放後,韓起祥的陜北說書曾風靡壹時,他壹人就可以說五六百部新舊書,是陜北說書的壹代宗師。

提起陜北說書,人們就會想起這些人來:韓起祥(1915-1989)、張俊功、田治枝、解明生、曹伯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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