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以來現代經濟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我們所說的“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發展過程。今天的西方發達國家，在早期工業革命的推動下，已經從中世紀的封建經濟體制逐步過渡到現代的市場經濟體制。在這壹過程中，雖然不同國家因歷史背景不同而表現出轉型的差異，比如因國家幹預程度的不同而存在所謂“美國式道路”和“德國式道路”的區分，但總體而言，自由企業制度和倡導自由競爭、抵制過度國家幹預的意識形態占主流，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具有“自然發展”的特征。十月革命後，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壹批相繼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早期都采取計劃經濟體制。其中壹些國家，如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以前已經實現了壹定程度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而另壹些國家，如中國，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只在局部地區有所發展，但在更大範圍內處於萌芽狀態。在實行計劃經濟的早中期，這些國家都曾經歷過工業和經濟的高增長，但體制內難以克服的矛盾最終促使這些國家以不同的方式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在“自然發達”國家，市場擴張呈現出從商品市場到資本市場的軌跡。
雖然服務於生產的金融體系也在發展，但證券市場的興起和大規模發展是由大量融資和企業間的並購需求直接刺激的。作為壹個“轉型”國家，我們已經基本建立了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在某些領域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可以和西方發達國家相抗衡。工廠制度不僅建立，而且有比較系統的管理制度。與“自然發展”不同的是，這些工廠並不是在市場擴張的刺激下成長起來的，而是主要依靠政府的規劃。所以，他們是“工廠”而不是“企業”。在這樣的起點上，如何實現這些工廠的市場化“轉型”，在“轉型”中采用什麽樣的順序和邏輯，成為我們面臨的問題。
無論在理論和政策上采取什麽“論調”，中國國企改革其實從壹開始就是“市場化”的。改革之初，企業無法決定生產什麽，生產多少，以什麽價格銷售。國家計劃被認為是企業制度中的壹個重大缺陷，需要改變，因此要求企業“面向市場組織生產”。企業首先進入商品市場，在商品市場中，首先進入消費品市場。價格改革成為20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的焦點並非偶然。首先，大多數消費品的價格放開了。然後通過“雙軌制”的組合，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放開了大部分投資品的價格。中國的國有企業首先經歷了商品市場競爭的洗禮，取得了壹系列重要成就。
1，明確並初步學會根據市場需求組織生產。
2.刺激了供給的增加和買方市場的形成。
3.產品和企業的分化加快，出現了壹批有競爭力的企業。
4.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湧現出壹批企業家。
總之，壹段時間以來商品市場的發展，使所有企業，包括國有企業，甚至整個國民經濟都發生了壹些實質性的變化。完全依靠國家吃飯、維持生計的企業很少(雖然不能說沒有)。對於國企改革來說，商品市場帶來的變化為資本市場的發展創造了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這裏我們關註的是上面提到的市場發展順序。理論上可以假設資本市場先於商品市場發展，或者兩者同步推進，但資本市場的經營者很快就會發現，企業不會按照市場需求生產和銷售產品，他們不知道哪些企業能夠在市場競爭中生存並盈利，成為主導企業，誰會在企業重組中兼並誰，誰是真正的企業家而不是假企業家。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市場能有什麽樣的發展是不言而喻的。
在商品市場取得巨大進步，解決了壹些問題的同時，它解決不了的問題也越來越明顯。這些問題有的是植根於傳統體制的老問題，在新形勢下趨於清晰尖銳，有的是商品市場發展帶來的新問題。總的來說，集中表現在幾個重要矛盾上。
第壹個矛盾是國有企業的“偽所有權”與市場競爭對所有者角色提升的要求之間的矛盾。所謂“偽所有權”，並不是指沒有合法的、正式的所有權人，而是這樣的“所有權人”不能有效承擔應有的責任。這是傳統體制遺留下來的老問題，但在市場競爭趨於激烈的新環境下，對業主的要求提高了，業主的“素質”不同，企業競爭的後果也會大不相同。這壹點經常被用來解釋國企經營不善、持續虧損的現象。分析近年來國企大面積虧損的原因，人們甚至有理由對國企領導人是否有明確的盈利動機表示深深的懷疑。這是壹方面。
另壹方面，國有企業和其他公共企業的治理結構和經營者的行為呈現出復雜的狀態。在企業權力擴張的背景下，相當壹部分企業，尤其是由差到好的老企業，改革以來從無到有，成為“新國企”，高層管理者實際上掌握了大部分剩余控制權和部分剩余索取權。這些人不同於改革前的企業管理者，也不同於西方國家老壹輩企業家雇傭的薪酬管理者。他們不同程度地具有企業家的性質，人們似乎對他們所擁有的剩余控制權和索取權持默認態度，認為“別人創辦的企業就應該有合法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經營者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是“冒險者”了。但是現有的正式經濟關系和法律關系並不都承認和保護他們事實上的權利。同時，在市場化過程中，企業經營者損害了合法所有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如員工)的利益，從在職消費到資產轉讓，空間比計劃經濟時期大得多。如此壹來，合理的否定和非法的控制，使得經營者的行為陷入了矛盾和扭曲的狀態。的確，有的人完全“吃”和“挖”公有制，有的人卻因為“正道”而“誤入歧途”。公有制的所有權可以不實行。經營者作為壹種特殊的人力資本，其所有權壹直是真實存在的。如果現有制度不認可和保護，就會以與現有制度相沖突的方式表現出來。近年來，壹些知名企業家“出事”，“窮廟富和尚”的現象普遍存在，不能單純用個人素質來解釋。中國特色的“內部人控制現象”應該有壹個更切合實際的解釋。無論如何，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我們能否創造壹個有利於企業家穩定和長期發展的制度環境。
第二個矛盾是部門和地區對國有資本事實上的所有權與生產社會化程度提高之間的矛盾。國有資本名義上或法律上歸國家所有，實際上大部分歸部門和地區所有，這是不爭的事實。在非市場環境下，國有資本應該具有運營的現實可能性，“條塊分割”是必然選擇。“條塊分割”的弊端已經有很多分析，比如人為切斷生產經營的內在聯系，重復建設，地區封鎖等。在企業規模擴張、分化加劇的新形勢下，“條塊分割”帶來了至少兩個突出問題。第壹，對迅速擴張的優勢企業越來越難以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尤其是直接融資支持，在自己的行政勢力範圍內消化競爭失敗的劣勢企業越來越困難。第二，“規則”和“區塊”越來越難以在自己的行政範圍內，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提供有能力的企業家。拋開其他問題不談，這意味著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原所有者無論是貨幣資本還是人力資本都出現了“短缺”。如果說在西方國家，私人、家庭和合夥人的資本占有與生產社會化之間存在矛盾，那麽在我們的經濟中,“所有權分割”與生產和資本管理日益社會化之間也存在明顯的矛盾。雖然這兩種情況在具體國情和所有制性質上有很大不同，但在所有制形式的親疏有相通之處。在西方國家，通過企業股權結構的“公開化”和“社會化”，即通過外部的股份擴張，包括企業上市，在壹定程度上緩解了矛盾。我們面臨的“條塊分割”帶來的矛盾也需要通過股權結構的開放和流動來解決。
這種所有制結構的變化還有壹個更深層次的意義，就是為解決政企分開問題提供了必要的條件。這個還是可以從比較的角度來理解的。西方國家的所有者職能與部分經營者職能分離，不排除在股權仍然封閉的情況下雇傭職業經理人，但大多出現在股權“開放”之後。壹方面，“開放”使企業的權益不再等於(壹般大於)原所有者權益；另壹方面，由於多個所有者的存在，所有者(投資者)可以相互競爭和流動，形成資本市場，資本市場中產生的基本信息便於所有者了解企業的經營狀況。這些變化使得區分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職能成為可能。對於我們面臨的政企分開的問題，在堅持國有制的前提下，政府作為事實上的所有者在邏輯上是必然的，在政府之外尋找其他國有所有者是徒勞的。但是，如果壹個企業只有壹個政府部門作為所有者，而且這種隸屬關系由來已久，那麽實現所有者和經營者的職能分離將會非常困難。只有引入新的所有者時，積極的變化才能開始，新老所有者是可移動的，可以以某種方式提供有關業務情況的信息。
第三個矛盾是國有經濟戰線拉得太長與隨著市場競爭擴大而出現的“市場失靈”問題之間的矛盾。準確地說，在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初，這個矛盾不可能突出，甚至不可能成為問題，因為在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時候，不存在“戰線過長”的問題，在市場經濟沒有大的發展的時候，也不可能存在“市場失靈”的問題。這個矛盾壹旦凸顯出來，壹個隱含的前提就是市場經濟已經發展到相當程度了。最近強調縮短戰線和調整國有經濟結構，是基於市場經濟開始在中國的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特別是競爭性行業的市場競爭加劇。在這種背景下，國有經濟在競爭性領域並不具有確定的優勢。雖然也有可能找到有競爭力的優秀國企，但大多都陷入困境。另壹方面，單靠市場力量管不了、管不好、不想管的事情增加了很多，矛盾日益突出。如何將有限的國有經濟資源優先轉移到最需要、最能發揮作用的領域，成為壹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這次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涉及到國有經濟在新體制中的“定位”。近年來，對國有經濟有不同的觀點，如強調“產權改革”，強調經營者的作用，強調建立競爭環境，他們之間有壹些爭論。在“產權改革”理論中，或明或暗地遵循著“公有物不能像私有物壹樣被關心和愛護”這壹簡單樸素的邏輯，其結論的傾向性也比較明確。那些強調管理者作用的人考慮到了現代企業中職業經理人的上升趨勢，最近得到了人力資本理論和中國實踐經驗的支持。重視競爭環境的觀點認為，最重要的是創造壹個平等的競爭環境，以獲得足夠的信息來評價企業的績效。從多個角度討論同壹個問題無疑是有益的，也說明了問題的復雜性。對於強調產權的改革者來說，有必要說明壹個事實，在最推崇私人資本、最“自由放任”的國家，比如美國，也有壹塊“國家資本”或者“社會資本”。對於強調經營者作用的人來說，有必要解釋壹下國有企業經營者的代理成本普遍高於非國有企業的現象，就會發現重組後的國有經濟經營者與壹般意義上的經營者是不同的。對於強調競爭環境的人來說，也會發現重組後的國有資本大多不在競爭性領域。如果繼續用壹般的產權和企業理論來分析國有經濟，將很難擺脫邏輯困境，因為其隱含的前提是，國有企業仍被視為壹般意義上的企業。顯然，對於基於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的國有資本而言，其中大部分將處於非競爭性領域，或者對於正在進行戰略重組的國有經濟而言，需要壹套更為實用的理論，包括國家理論、外部性理論和政府管制理論，以便更好地解釋問題本身。
上面說的三個矛盾相互交織，不完全在壹個層面上，但還是可以用統壹的邏輯來解釋的。不難理解，第三個矛盾是基本的，需要通過國有經濟的職能轉變和戰略重點的大幅調整來解決。這樣壹來，很可能大部分或絕大部分國有資本會轉移到非競爭性領域。理論上要求擺脫將有國有資本的企業作為普通企業對待的局限。對於由於各種原因長期處於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雖然這部分國有資本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呈現減少的趨勢)，第壹、第二個矛盾是無法避免的，必須解決。基本途徑是在引入資本市場的基礎上，逐步實現企業產權結構和內部治理結構的“現代化”，其核心是在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形成有利於企業長期穩定發展的機制。
其次，上述三種矛盾的產生和解決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或者說只有過渡“轉向”到壹定程度才會發生。沒有商品市場的發展，這些矛盾要麽缺乏發生的基礎，要麽雖然存在，但不會尖銳。換句話說，商品市場在解決了壹些問題之後，又提出了壹些問題，這些問題不是商品市場本身能夠解決的，必須依靠資本市場的培育和發展。這樣，我們就有了前面提出的問題的答案: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也遵循從商品市場到資本市場的順序，這完全是由市場化進程的內在邏輯決定的。
從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的角度來看，資本市場有望解決國企改革中的以下問題。
壹是支持國有經濟收縮戰線，重點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當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的目標確定後，也就是國有資本在某些領域是否應該退出的問題確定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退出。我們不排除有壹部分國有資本通過改變實物形態的用途直接“退出”，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由於資產專用性的存在，首先要解決國有資本從實物形態到價值形態的變現問題，否則仍然無法“退出”。比如，國有資本要退出壹家紡織廠，該廠的機器設備、廠房、庫存等明顯不適合國有資本的新用途。因此，首先，適當的交易者要通過拍賣、股權轉讓等方式將國有資本變現，在變現過程中要給出合理的價格，不能出現國有資本被低估的問題。這就需要壹個資本市場來解決國有資本退出過程中的“找交易者”和“求交易者”的問題。
第二，促進企業組織結構合理化，核心是大企業的成長和新的分工合作體系的形成。這幾年產品和企業的兩極分化會導致兩個重要的結果。壹個結果是大企業的成長，特別是壹批按國際標準衡量的大企業的逐步形成。商品市場競爭的勝利，為企業在生產、技術、銷售、管理、品牌等方面“成長”奠定了初步基礎，但如果沒有資本市場的支持，企業擴張的速度會相對緩慢，部分企業可能會停滯在現有水平。世界上大多數知名的大企業都有很好的資金支持體系，比如幾乎所有的上市公司。這也可以解釋，在發達國家，上市公司通常只占公司總數的很小比例(比如千分之壹或兩個)，但大公司很少不是上市公司。另壹個結果是，占企業總數大多數，在競爭中失敗或者至少沒有優勢的企業，會有壹個與大企業分工合作重新組合的過程。新的分工合作關系包括橫向關聯(如成為大企業生產體系中的最終產品生產者)、縱向關聯(如原材料、零部件供應商和產品推廣者)和混合關聯(如跨行業融入大企業的多元化業務結構)。目前，有壹種明顯的傾向是對中小企業持輕視態度，認為這些企業沒有規模優勢，因此沒有競爭力和發展前景。事實上，在壹個合理的經濟體系中，大中小企業有壹個適當的比例關系，大多數企業還是中小企業。至於“規模經濟”，根據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勒有大量實證經驗支持的觀點，所有能在競爭環境中生存的企業都有其規模合理性。我們過去的問題不是大量中小企業的存在，而是中小企業和大企業之間缺乏高效的鏈接。例如，壹個行業中的所有中小型企業都生產最終產品。在這種形勢下，唯壹的出路就是通過收購、兼並、破產、托管等方式，重建大中小企業的分工與合作。在這個過程中，資本市場不僅不可或缺，而且最具優勢。
第三，有助於解決企業產權制度和內部治理結構中的壹系列基礎性問題。作為企業改革的目標，現代企業制度已經明確。在實現這壹目標的過程中，人們往往關註組織結構的變化，追求組織形式與國際經驗的相似性，如形成由股東會、董事會和高級管理人員組成的公司治理結構，建立國有參股機構等。，而容易忽略資本市場作為其基礎的作用。但沒有資本市場，產權邊界的確定、股東作用的發揮、管理者的監督、經營業績的評價都是治本之策。以很多人們談論的產權問題為例。如果資本市場沒有“交易”，資產的價格就無法確定，產權的價值邊界也就不明確。其次，在市場交易條件下，資產會流向評價高的主體，從而導致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如果沒有因流動而帶來的效率提升，所謂的“產權清晰”就沒有太大的意義。雖然我們不能斷言，有了發達的資本市場，很多長期困擾我們產權和企業組織結構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這可能需要其他條件的配合)，但如果沒有資本市場的作用，這些問題肯定是解決不了的。
如果說，產品市場的發展使過去十年的國有企業經濟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確立，隨著資本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前面分析的諸多矛盾的解決，將使我國國有企業的體制轉軌取得質的進步，從某種角度來說，將意味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框架的基本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