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的刑事訴訟中，從偵查階段，人民檢察院的偵查監督部門在審查批準逮捕的時候，會對案件進行審查，認為犯罪嫌疑人不構成無罪的或者證據不足、事實不清的，就會做出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
到了審查起訴階段，人民檢察院的公訴部門也會對案件進行審查，認為犯罪嫌疑人不構成無罪的或者證據不足、事實不清的，就會做出不起訴的決定。
到了審判階段，按照通常的做法，人民法院經過合議庭評議，尤其是經過審判委員會審理並評議，認為被告人不構成犯罪或者證據不足、事實不清的，也會盡力避免做出無罪判決 ，而是會與公訴機關的相關人員溝通，建議其撤回起訴，再由其做出不起訴決定。
人民法院判決無罪的案件，大多數都是人民檢察院不同意撤回起訴的案件，壹旦人民法院判決無罪，人民檢察院往往會提起抗訴，壹旦提起抗訴，就有可能在二審中改判罪名成立。
由此可知，我國刑事訴訟過程中的每壹個階段，都具有對無罪的案件進行過濾的功能，就像漏鬥過濾沙子壹樣，以避免無罪之人受到刑事追究。
從另壹角度思考，這種模式也意味著隨著刑事訴訟程序的推進，辯護人的無罪辯護遇到的阻力會越來越大，當事人的罪名成立的機率就會越來越高。
辯護人應將無罪辯護提到庭前階段，在偵查階段全力促使人民檢察院做出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或者在審查起訴階段全力促使人民檢察院做出不起訴決定，而不是靜靜等待，等案件到了審判階段，追求人民法院判決無罪。
換壹句話也就是說，作為當事人家屬，也必須具有刑事案件律師介入，宜早不宜遲的意識。那些出於經濟考慮，在偵查階段或審查起訴階段不委托律師介入，在審判階段才委托律師介入的做法，會增加工作的難度，可能會錯失處理案件的最佳時機，痛失還家屬人身自由的機會。
第二，壹旦判決無罪，將會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的考核指標，影響案件具體承辦人的仕途。
在司法實務中，無罪判決率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的業績考核密切相關。
譬如，2005年實施的《檢察機關辦理公訴案件考評辦法（試行）》，就對人民檢察院的績效考核指標作了具體規定，要求無罪判決率低於0.2%。為了追求無罪率，壹些人民檢察院的績效考核規定，如出現壹起無罪判決案件，就取消相關人員的評優評先資格，甚至追究責任。
第三，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彼此制約不足，配合有余。
我國憲法規定公、檢、法之間的關系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但現實當中，他們之間只講註重配合，不註重制約。
面對著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案件，人民法院經過審理認為當事人是無罪的，往往會面臨來自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的壓力，面對這些強大的壓力，人民法院不能充分保持獨立、中立的，往往最後是判決有罪，但從輕或減輕處罰，即做出留有余地的有罪判決。
第四，我們國家嚴打毒品犯罪。
眾所周知，我們國家向來嚴打毒品犯罪，販賣冰毒五十克以上，沒有特殊情節的，就判處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
考慮政策方面的因素，司法機關在辦理毒品犯罪案件的過程中，會人為的降低毒品犯罪的證據標準，將壹些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也判處罪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