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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俘的命運

如果說戰爭是壹個政治受精卵,那麽在她所孕育的壹切痛苦和災難中,有壹個沈重的對象讓她感到不快和羞恥:戰俘。顯然,戰俘是戰爭的直接後果之壹。哪裏有戰鬥,哪裏就有戰俘,這是任何壹方都無法回避的尷尬。但在不同的價值觀和人文背景下,對待戰俘的態度卻大相徑庭。

“自殺至死”似乎永遠是英雄的標誌。它也成為評估壹個人的勇氣和對某個信仰、團隊或領導者本人的忠誠的最極端、最徹底的方式。作為壹個鮮紅的符號和壹個“專利形象”,它已經牢牢地鐫刻在人們的日常心理中,並被古往今來的歷史筆觸壹遍又壹遍地添加和強化...有了這種紮實的印象,“被俘”二字立刻變得陰郁而多疑。

蘇德戰爭爆發後,由於蘇聯當局缺乏應變準備和錯誤決策(戰爭失敗的另壹個重要原因大概是斯大林長期推行的“肅清反革命”和“肅清”政策。據《西蒙諾夫回憶錄》記載,早在戰前五六年,紅軍中的中高級將領幾乎全軍覆沒,連校級軍官都被殺得體無完膚。戰場上,總司令軍官頻繁充當旅長,使紅軍損失慘重。僅在1941年夏天,囚犯人數就達到了200多萬。據俄聯邦武裝力量總參謀部統計,整個戰爭期間,蘇聯紅軍俘虜總數達459萬人。但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否認蘇軍官兵的堅韌和勇氣。甚至德軍的戰爭日誌也充分證實,大部分紅軍官兵都是在傷病、彈盡糧絕、瀕臨困難的時候被俘的。應該說,他們為國家盡了最大的努力,即使在戰俘營裏,也沒有讓紅軍的榮譽和民族尊嚴受到損失。

但後來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卻極其悲慘。最不能忍受的不是法西斯的謾罵和絞殺,而是來自祖國“反奸部”的審判。蘇聯前宣傳部長雅科夫列夫在《壹杯苦酒》中回憶說——

在衛國戰爭初期,蘇聯當局甚至把那些只在戰線另壹邊待了很短時間的人視為祖國的叛徒。事實上,無論是否經過審判,他們都遭到了嚴厲鎮壓。陸軍特種部隊未經審判就處決了所有逃跑或逃跑的可疑軍官和士兵...蘇聯國防委員會也通過決議,在戰爭期間設立特別集中營,審查從戰俘營釋放出來、在解放區發現的“前紅軍戰士”。特別集中營是壹個管理良好的軍事監獄...1945年8月18日,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將從德國戰俘營釋放的紅軍士兵和被遣返的服兵役年齡的人送到工業部門工作的決議。根據這壹決議,他們全部被編入“國防部人民委員會勞工營”,與內務部的勞工營在性質上沒有什麽不同...

早在1940年,蘇聯領導人對待被俘紅軍人員的態度就已確定:蘇芬戰爭壹結束,芬蘭就向蘇聯當局移交了5.5萬名戰俘。他們都被送到伊萬諾沃州尤紮鎮的壹個特殊集中營,周圍有鐵絲網,由內務部的押解隊看守,不允許交流和會見親友。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被判處不同期限的監禁,其余的人在1941年春天被押送到遙遠的北方。他們後來的命運不得而知。(壹杯苦酒,新華出版社,1999年8月版)

很明顯,在當局眼裏,軍人的第壹天職就是放棄生命,每壹個任務都相當於生命。當戰爭失敗,任務未完成,“活著”就成了犯罪!不管什麽原因,什麽背景,被抓都是恥辱!這是對命令的背叛!懦弱妥協不耗盡實力是壹種反證!

其實任何壹個軍人的命運,無非是三種可能:凱旋、殉道者或者戰俘。對於壹個參加過衛國戰爭的蘇聯軍人來說,成為最後壹個“必勝主義者”可能是世界上最光榮最驕傲的事情了。壹旦淪為“戰俘”,他將成為世界上最不幸、最痛苦的人...即使被釋放,他的余生也將陷入黑暗和困苦之中。他不但得不到養老金和照顧,還將壹生背負著象征恥辱的沈重“紅字”,飽受歧視和人格折磨。就像哈姆雷特著名的選擇:生存還是毀滅?這對於蘇聯士兵來說確實是壹個兩難的選擇。

也許正是由於當局的清醒估計和認識,未來戰俘的命運早已被“蘇芬戰爭”後五萬多士兵的經歷殘酷地演繹了出來。二戰結束時,拒絕返回祖國的蘇聯公民多達45萬人,其中包括17.2萬名前軍人。他們帶著對國家政治的恐懼,遠離自己熱愛的祖國和親人。

應該承認,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很難指望壹個國家、壹個民族會自然而然地像對待英雄壹樣對待戰俘。這可以從歷史文化、人類心理學、精神分析學的角度找到。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像蘇聯這種幾乎把戰俘當成漢奸的極端例子,不僅單從文化原因來說是正當的,而且遠遠偏離了“單純”,遠遠超出了人性的正常認識和行為...歸根結底,這是極權主義路線、變態的政治心理和違背人性、非理性的粗暴信仰的結果。

幸運的是,我也接受了我以前在集中營的戰友。在溫暖的太平洋海岸,我看到了另壹幅相反的風景——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儀式在密蘇裏號上舉行。上午九點,占領軍的最高指揮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出現在甲板上,這是壹個吸引了全世界目光和興奮的偉大場面。面對數百名記者和攝影師,麥克阿瑟突然做出了令人驚訝的舉動。壹位記者這樣回憶那個歷史時刻:“陸軍五星上將麥克阿瑟代表盟軍簽署投降書時,突然把英軍的少將·喬納森·懷恩賴特和中校·亞瑟·珀西瓦爾叫過來,請他們站在他身後。1942年,Wainewright在菲律賓向日軍投降,Percival在新加坡向日軍投降。兩人都是剛從中國滿洲的戰俘營釋放出來,然後匆匆飛到這裏的。

可以說,這壹舉動讓在場的幾乎所有人都感到驚訝、羨慕和感動。因為他們現在占據著歷史鏡頭前最突出的位置,應該屬於立下赫赫戰功的常勝將軍。現在這個巨大的榮譽被分配給了戰爭開始時被俘的兩個人。麥克阿瑟為什麽要這麽做?意義重大:兩人都因為寡不敵眾,沒有援軍,接受了上級的意誌,放棄了抵抗,為的是避免更多年輕人無謂的犧牲。我看過壹張照片,記錄了當時的情景。這兩個“戰俘”看上去憔悴而恍惚。與魁梧的指揮官相比,他們瘦得像兩根生病的竹竿,可見他們在戰俘營裏吃了不少苦。

但是,在這位道格拉斯將軍看來,僅僅讓他們站在那裏似乎還不夠。他做出了更驚人的舉動-

“將軍* * *用了五支筆用英語和日語在投降書上簽字。第壹筆寫完道格後還給溫斯特,第二筆寫完拉爾斯後寄給珀西瓦爾,其他幾筆在完成所有手續後分發給美國政府檔案館、西點軍校(其母校)和他的妻子……”

麥克阿瑟是善意的。他以特別榮譽的方式向完成工作、盡職盡責的兩位海難人員表示敬意和理解,感謝他們為了挽救同胞的生命,付出了個人名譽和痛苦的巨大犧牲...

這與其說是將軍自身溫情的表達,不如說是理性信仰的選擇,來自健康正常的生活態度和對戰爭的理解。它不是個人感情的沖動,也不是個人友情所為,而是代表了壹種國家意誌,熱烈擁抱那些為這場戰爭做出特殊貢獻的人。非凡的禮遇,是對他們巨大的自卑和精神損失的壹種補償和由衷的感謝——在將軍眼裏,只有雙倍的補償才是真正的補償!那支筆大聲告訴對方:別忘了,妳們也是英雄!妳配得上勝利和這個偉大的時刻!

是的,死亡是軍人最高的榮譽和價值標準嗎?是對祖國和同胞最好的回報嗎?提出這種要求的祖國和同胞是不是太自私,太狹隘,太苛刻了?珍惜每壹個社會成員的生命,尊重他人存在的價值,不正是壹個人權社會的表現嗎?

平時我們經常能在戰爭小說或者電影裏看到類似的罵人臺詞:“不要活著回來,除非……””“別人死了,妳為什麽還活著?!“當然,這樣不雅的話多是‘反對方’說的。《鄭方》的描寫雖然在文字上巧妙地避免了這樣的尷尬,但在價值觀上卻掩蓋不了同樣的傾向:無論是作家、編劇還是讀者,在對“我軍失敗者”命運的期待和設計中,都表現出二元對立的價值取向:烈士還是叛徒...這幾乎成了壹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慣性和創作模式。總之,我們心目中的英雄絕對不能被俘虜,否則在感情上是無法承受的。壹旦被抓獲,要麽機智地設計他越獄,要麽早早地安排他打“光榮彈”...隨著“同歸於盡”的聲音,我們的靈魂仿佛突然得到了釋放,“放松”了很多,“欣慰”了很多。肉體的失敗在悲劇高潮中為精神贏得了勝利!大眾心理的勝利!集體無意識勝利!

這是相當深刻的。也許,在我們眼裏,安排壹個人“死”,恰恰是“維護”“捍衛”“重視”他的榮譽和價值的結果?.....“死”變成了模糊的“愛”?說出來似乎有點害羞,但卻是很多人的真實想法。是什麽讓我們害怕主人公還活著?是的,選擇被俘虜,放棄毀滅,的確是生命的寶藏——甚至是壹種“怕死”的意識。“珍惜”(“怕死”)有錯嗎?為什麽連壹種不投敵不背叛戰友的生存都被我們視為壹種“背叛”?會讓重視他,愛他的人感到抱歉,尷尬,被騙,受傷?——我們提前對“英雄”做出那種暗暗的期待,公平嗎?能稱之為健康合理正常嗎?

不考慮政治因素,這是不是也暴露了壹種歷史心理的脆弱和投機?壹種生命文化的畸形或傷害?

我們經常在新聞媒體上看到關於解救“人質”的報道。在所有人眼裏,“人質”顯然被視為“受害者”和“弱者”,我們也很少會做出這樣的偏執:為什麽這些人質寧願老老實實做人質——而不願反抗,與歹徒殊死搏鬥?這樣,就省了政府的麻煩,不是嗎?事實上,戰俘也是另壹種意義上的“人質”和“受害者”,他們為國家做出了貢獻——身心受委屈、服刑的受害者。在理性的眼中,被俘虜固然是壹種“失敗”,但也只能算是壹種物質效果和暫時的失敗,是戰爭功利計算方法得出的“負面”結果,而不能作為壹個人終極人格價值和生命力的評價。準確而公平地說,“被俘虜”本身也是壹種強大的存在,它沒有失去精神上的堅硬和堅韌,它有尊嚴和堅韌。任何被俘的士兵都有權利說:“是的,我失敗了,但我戰鬥得更多了!”".....我始終認為,壹個人對集體和社會的貢獻是有限的,他的責任也是有限的——不是無限的——不應該不顧理智地以絕對的方式犧牲個人的利益甚至生命。

鼓勵犧牲,提倡獻出生命,贊美無私...這是狹隘的政治英雄主義,而不是實用的人道主義。它不是基於對個人和生命的真正關註,而是完全以絕對群體目標的實現為唯壹價值標準。

美蘇戰俘的不同經歷,折射出兩種不同的文化精神和價值觀,壹個強調政治,壹個強調生活。壹個是富於表情和死亡威脅,壹個是慷慨悲憫;壹是狹隘地維護團隊榮譽的完整性,尋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價值,二是盡可能地關懷個體價值和個體安全...

前者雖然威嚴豪邁,但也有壹種冰冷的血腥味...後者雖然懂得“恐懼”,有“懦弱”和“妥協”之嫌,但也不乏人性和人間溫情...“不怕死”真的符合理性之美和軍人的光榮原則嗎?希特勒的士兵,日本的“神風突擊隊”和武士道也被這種硬性的軍事嚴酷的法律和犧牲精神所督促和感動。他們是殺人、自殺還是被殺?比如太平洋戰爭最後階段,勝負已定,守衛科雷吉多爾島的5000名日軍幾乎全部陣亡,只有26名殘疾人被美軍俘虜。這樣的數字既令人吃驚又令人恐懼,值得深思。從純軍事專業的角度來看,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上最強大、最有尊嚴的軍隊,最讓指揮官們滿意和自豪。每壹個政治家也希望自己的手下有這樣壹群“死”了的軍人,但在人性和生命良知的意義上,他們實際犯下的罪、對人類安全的威脅和對他人的傷害才是最殘忍、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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